阮文雄活了八十三岁，见证了历史的风风雨雨，经历过对法国的战争、与美国的对抗，还曾与柬埔寨的红色高棉交锋，最重要的是，他在北方边境和中国军队发生过直接冲突。他的一生中参加的战役比他一生吃的年夜饭都要多。2019年，已经退休许久的阮文雄，在河内郊外一座法式老宅的院子中，和一位军事杂志的记者畅谈了整整一个下午。阳光下，院子里的鸡蛋花树正盛开，阮文雄让助手送来两杯冰茶，自己点上一根烟，从下午两点聊到了天色渐暗。

在谈话中，他们的讨论不知不觉间转向了四十年前的战斗。阮文雄将烟头掐灭在烟灰缸中，陷入沉思，过了一会儿，他说道，1979年3月的谅山战役让他至今心有余悸。他认为，如果当时中国军队在谅山多停留五天，那么驻扎在那里的越军不仅会被打散，甚至整个军事建制都会彻底被消灭，一个人都不会剩下。他的这番话并非出于夸夸其谈。1979年时，阮文雄担任越军第三师的作战参谋，谅山战役的整个过程他都参与其中，当炮火袭来时，他恰巧就在指挥所内。幸存下来后，他逐步升至少将，退休后开始撰写回忆录。这段采访记录的内容流传开来，甚至传到了曾参战的中国老兵耳中。令人意外的是，这些老兵听后表现得异常冷静，他们认为阮文雄说得很实在，完全没有夸大。如果当时下达的命令不是在3月5日撤军，而是推迟五天，那么越南北方的防线也许真的会消失殆尽。能够让一位经历过数十场战斗的老兵作出这样的感慨，证明那几天的谅山战役究竟有多激烈。

要理解这段历史，必须回到1975年。当年4月30日，北越的坦克冲击西贡独立宫的巨大铁门，南越政权的最后一任总统杨文明宣布投降。经过近三十年的越南战争，终于落下帷幕。尽管胡志明在1969年去世，未能目睹这一历史时刻，他所推举的接班人黎笋却站在了统一后的越南之巅。按理说，一个经历了战火的国家，统一后应当致力于恢复经济，但此时的越南工业几乎为零，农村还埋藏着大量未爆炸弹，南方城市的经济体系也完全依赖于美国驻军的消费刺激，一旦美军撤离，南越的经济顿时崩溃。大量农村居民失业，城市中的酒吧女郎和黑市贩子在瞬间失去了生计。国民的识字率低得可悲，乡间还经常爆发疟疾和霍乱等疾病。单是这些问题，就足以让一个政府忙碌数年。然而，黎笋选择的策略并非是休养生息，而是继续进行进攻。

在越南战争结束后的几年中，河内方面做出了一系列后来被证明是战术性错误的决策。他们开始在柬埔寨展开行动，支持韩桑林政权，最终导致1978年圣诞节时，越南军队全面入侵柬埔寨，推翻了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。尽管这场军事行动取得了显著成果，但在政治与外交层面，越南却因此处于整个东南亚的对立面。同时，黎笋政府也对境内华人华侨展开了一系列打压行动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越南华侨大多集中在南方的堤岸地区，即现在的胡志明市第五、第六郡。他们在越南生活了多代，掌握了大部分商业与手工业。胡志明生前对华侨采取的政策相对宽松，认为他们是多民族国家的一部分。然而，黎笋上台后，态度则发生了显著变化。自1977年起，越南政府实施了一系列针对华侨的歧视政策，商铺被没收、执照被吊销、存款被冻结，许多华人在城市中被迫离境，农村华侨也被赶出了合作社。不少华人家庭不得不挤上年久失修的渔船，在南海的巨浪中漂泊，他们能否成功到达马来西亚、印度尼西亚或香港，只能靠运气。这些人后来被称作“船民”。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，从1975年到1990年，约有八十万越南船民逃离，许多来自华裔家庭。他们出行时仅带着几件衣物和藏在鞋底的金叶子，所拥有的一切积蓄都在这一瞬间化为泡影。

在清除华侨的同时，越南在与中国的边境问题上也采取了越来越强硬的态度。中国和越南的边界线长达1300多公里，大部分区域为山区和丛林，历史上从未进行过精确的划定。边民们根据传统的习惯边界生活，世代相邻。然而，从1977年开始，越南军方开始单方面改变这一现状，向前推进哨所和标志，在争议地区派兵，驱逐中国边民，拆毁他们的房屋，烧毁农田。此时的广西和云南经济还相对落后，乡间很多壮族、瑶族家庭世代依靠几亩薄田维生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们的田地被占、房屋被焚，甚至牛也被牧民牵走，生活变得举步维艰，只能向北撤退，甚至在县城旁搭起临时棚屋安顿自己。地方政府的救济粮紧缺，寒冷的冬天让老人和儿童蜷缩在简陋的棚子里忍受着刺骨的寒风。这种边境冲突从1977年一直持续到1978年，频率和规模愈发严重。尽管中国外交部多次通过外交渠道提出抗议，却并未能改变现状。1978年夏季，双方副外长级的谈判在北京进行，谈了几轮后，越方的态度依旧明确：不承认存在的边界争议，继续进行边境军事活动。